培訓背景

自2008年以來，為應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各國出臺了種種救市方案，中國也依靠海量投資的注入，保持了很高的GDP增長率，被視為率先復蘇的典范。但是對中國而言，研判救市措施的利弊得失，不應只著眼于短期績效，而應有更長遠的眼光，觀察中國在這次危機中所暴露出的嚴重內外失衡是否已經獲得了改善？其中的關鍵，在于是不是抓住了危機中趁勢改革的“機會窗口”，避免了還是助長了行政干預的常態化傾向。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從近期看，可否順利抵御系統性風險，規避本叢書編委會主任湯敏教授所說的“黑天鵝”事件？從中長期看，能否通過提高效率解決這一關鍵問題，為今后保持較為平穩的經濟發展勢頭創造條件？所有這些，都成為一切關心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牽掛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有識之士心頭高懸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為學問者，以經世濟民為己任，此情此境之下，怎能不憂心忡忡，“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所謂“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古人尚且如此，何況今人？

二十年前，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后，1993年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據此目標制定了經濟改革的總體規劃，即《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50條”），并從1994年起開始了經濟體制的系統改革。再經過1997年中共十五大開啟的“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改革，最后在20世紀末宣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來。

不過，這一初步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仍然背負著命令經濟的沉重遺產，延續下來就形成了一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的過渡性體制格局。這種體制中命令經濟遺產正阻礙著中國經濟的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進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一方面，由于政府主導著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導致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型；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和對資源的巨大支配權力，產生了普遍的尋租環境，以致腐敗迅速蔓延而難以遏制。

這種“半市場、半統制經濟”有兩種不同的發展前途：一種前途是深化改革，建立法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完善在規則基礎上運行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另一種前途是強化政府對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管控，使中國經濟墮入國家資本主義甚至權貴資本主義的陷阱。現在有人盡管也使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用語，但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所謂“政府駕馭下的市場經濟”。從經濟學的基本邏輯來講，市場交換是自主和自由的交換，只有這樣的交換才能形成能夠反映市場供求的價格，從而有效地配置資源。那么，政府駕馭市場、政府控制價格的經濟還能叫做市場經濟嗎？如果政府凌駕于市場之上，對資源流向起決定作用，就無所謂市場配置資源，也無所謂市場經濟體制了。

下一步該怎么走？是沿著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道路前行，還是沿著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前行？越來越多的學者有了基本共識：繼續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道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光明的未來。

對于近年來社會各界的改革呼聲，中共十八大做出了正面回應，宣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在經濟改革方面，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大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可以說，重啟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現在的問題在于怎樣落實。落實十八大的決定，需要采取兩項重要的步驟：第一，在由下而上的創新的支持下提出各項重點改革方案，進而匯成改革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二是在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支持下，堅決克服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特殊既得利益的阻擾，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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