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幾，鄭天挺主任又派北大老師汪?君來輔助工作，清華再派陳慶華君來任助手。三位助手分工大體為：王先生重要負責授課有關工作；汪先生重點在研究方面；陳先生則管波及外語部門。

　　因為王、汪二位均非清華教師，不能在清華加入調配住房，后來學校替王先生租賃了離我家較近的校外居所，便于早上趕到（那時由城內到西郊清華的交通極不便利）；汪先生則住我家教室黑板后面，用布簾隔開的小間里。

　　父親備課、上課發給學生的講義主要是講解時征引的史料原文，這些史料都是從常見史書中所摘取，至于如何驗證史料真偽，如何層層分析講授這些材料，而一直章取義、曲解果斷，做到瓜熟蒂落地提出他的論點，則全裝在自己腦中，未見他寫過講稿。若寫，就是有“引文（數據、論據）”有“寅恪案（自己觀點）”的論文。

固然史學目前難以到達數理學科的準確度,清華培訓，他仍努力進步歷史學的迷信性

　　這樣，父親雙目失明后近兩年，在共事、友人幫助下，依附耳聽（別人讀材料）、口述（由他人記載）的方法，持續部署全日從事教學跟研究工作。咱們常聽父親說，雖然史學目前難以達到數理學科的精確度，他仍盡力提高歷史學的科學性。抗戰成功后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萬繩楠教授，在他收拾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報告錄》前言中也談到：陳老師治學，能將文、史、哲、古今、中外聯合起來研究，相互發現，因此能不斷提出新問題、新看法、新發現。每一個新見解，新發現，都有眾多史料作依據，科學性、壓服力很強，不斷把史學推向前進。

　　摘自《也同歡喜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題目為編者所加。陳流求 陳小彭 陳美延著 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4月初版

　　早上王先生先到，離去后，陳先生來工作，因為工作停止已過食堂開飯時間，所以須在我家午膳后才回去。而汪先生的工作時光只能排在下午和薄暮了，下晝汪先生常陪父親散步，邊漫步邊討論業務，工作散步兩不誤。

　　重返清華園，父親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開端授課，講堂設在家中最西邊的狹長大房間內，校方搬來一塊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張課桌椅，父親坐在黑板旁一張藤椅上講授。

　　進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師闡明本人的初步見解，經首肯，并大抵斷定范疇后，始著筆。每完成一節、章，則讀與先師聽，具體探討后定稿。先師對史料之控制極為嚴格：必需先充足占領史料，凡當時聞悉并能見到者，不容有涓滴漏掉；而選用于論文時，力求精煉。尤留神史料之核實，統一史事，記錄有出入者，須當真鑒定，確證為史實者，始得引認為據。在觀點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實為破論之基本。論文中每有剖析性之論點提出，先師必從背面加以質詢，要求逐一解答，至廓清各種可能的歧見，始批準此局部定稿。

　　父親仍繼承擔負燕京大學研究生劉適的導師，劉先生隔兩天下戰書來一次。另外，父親還指導清華大學研究生王忠，及1947年考入清華的研究生艾天秩。父親仍如既往，要懂得世界學術動態，除陳慶華先生要讀西文雜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時來家敘談并譯讀日文雜志、論文。

陳寅恪：重返清華園

　　開課前，原“助理教養工作……所聘徐高阮君”，因故未能按時到任，父親寫信給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鄭天挺教學，懇求支撐，“暫請北京大學研究助教王永興君代辦……至徐君辭職時止”。

陳流求 陳小彭 陳美延

　　父親對研討生的學業及論文撰寫，一貫親身領導、嚴厲請求，目盲后依然如斯，不假借助手。父親指點劉適在1948年夏實現了碩士論文《甲午戰斗前后之晚清政局》。論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劉適在自序中述及論文寫作的進程：

　　起源：新世紀周刊 2010年第24期

　　對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劉適）、李涵（原名繆希相）傳授在悼念文章中寫道：陳師治學立場非常謹慎，既有開辟性的學術目光，又有深奧靈敏的洞察力。他擅長從極一般的史料中，發明別人所未發現的問題，而不靠掌握珍稀常見的資料取勝。考據極精，又絕非繁縟；所考問題小中見大，關涉到重大社會、文明、政治、經濟方面。他膩煩繁復漫長、堆砌材料的文章。陳師雖把握極豐盛材料，但毫不廣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而行文十分簡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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