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不僅僅通過這種方式逼迫學生課余的活動，而且將體育的成就與畢業(yè)連接在一起，通過一種更為嚴厲的方法推進學生的體育運動之習慣。浦薛鳳回想道：“清華學校每級學生值畢業(yè)之年第二學期，必需經由‘動作生動’考試（Agility Test），即必須百碼賽跑（十四秒鐘以內），跳高（兩尺六寸），跳遠（似為六尺），擲鐵球（一丈四尺），爬繩（在體育館內舉行，雙手須達一丈二尺高度），以及游泳（在體育館內游泳池中舉辦，以能在泳池上游往返為度）。高予一級（庚申級）之徐篤恭君曾因活躍測驗未能合格，校中予以留級一年，而不讓隨班出洋！蓋學校任何劃定,清華研修，如不嚴格履行，勢必成為具文。但其成果，徐君篤恭不愿留級，不肯返校，居然就義赴美留學機遇。”即此而言，體育實在也是在養(yǎng)成學生的規(guī)則意識，古代大學教導強調自由精神，但自由若與秩序、規(guī)矩、威望等脫節(jié)，則勢必自在得烏煙瘴氣而一事無成，清華學生往往不好群居終日言不迭義的空口說，而重視躬行實際跟發(fā)奮圖強，往往亦與這種體育精神相關系。

　　清華雖系從留美準備學校發(fā)端，但其崇尚體育精神的軌制與文明，除了來自美國大學的傳統外，卻恰似在與中國士人的這一種隱而不彰的傳統相接榫。這能夠說是清華的另一種精神傳統，即與人文精神絕對應的尚武精神或體育精神。蕭公權在《問學諫往錄》里所言及的清華體育精神，恰與雷海宗所言互為響應：“清華特殊注重體育，其重要目標不在練習少數運動選手而在廣泛地培養(yǎng)學生的體力，用以改正中國讀書人文弱的積病。每天凌晨高級科的學生要聚集在廣場上，由體育教師布汝士先生（Mr. Bruce）引導，作十五分鐘的柔軟體操（天雨改在體育館舉行），而后才分辨到教室里去上課。每天下晝兩點到三點鐘，宿舍、藏書樓、教室的門都關鎖起來。學生縱然不在操場或體育館作運動，也得在校園里空氣流暢的處所散步或坐地。”通過“強迫運動”的方式來養(yǎng)成學生體育運動之習慣，進而強健其體魄和人格，逐步就在轉變中國讀書人自漢以后的鄙視體力的陋習，這也就是杜亞泉先生所言的“艱難其身體，淬礪其精神”。

　　政治思維史家浦薛鳳在其回憶錄中亦提及清華教育生涯中的這種特質：“強制運動亦是清華特色。初上課后，天天下戰(zhàn)書四時，各處搖鈴，寢室、教室、自修室隨即一律鎖閉，全部學生均須走到戶外，自由抉擇，加入各項運動，以一小時為限。足球場雖只一個場合廣大，前后左右尚有曠地，足球甚大，隨意玩踢；籃球場及網球場則各處設置，為數不少，校中亦備置球與球拍，供給應用；至如秋千、鐵杠亦均俱備。至如訓練跳高、跳遠、賽跑，亦有其人。不少同窗固已換穿短衫、短褲、運動鞋。然而仍然長衫、馬褂、背心，并肩聯袂在操場四周或沿著園中馬路，來回漫步者，更是大多數。”新舊相接時期，即便體育運動之衣著，亦嘆為觀止，體育除了錘煉身材、調節(jié)心靈之意思外，尚可培育合作之意識、英勇之精神。當時或者謂為強迫之運動，若養(yǎng)成愛好之習慣，則受用畢生矣。

　　清華學校看重體育，本與中國漢代以后常識人的傳統心心相印，但在傳統私塾教育中成長的讀書人，卻往往感謝于這種新式學堂的體育精神，清華體育親歷者蕭公權就曾指出：“這些器重身體發(fā)育，扶植尚武精神的教育辦法，與中國宋明當前的傳統觀點簡直完整相背。平心而論，這恰是治療中國讀書人文弱的對癥藥，未可厚非。”而前引史家雷海宗所念茲在茲的，如“純文之士，無論如何懇切，都不免流于文弱、寒酸與虛假；心術不正的分子，更無論矣。獨一年齡以上所遺留的武德痕跡，就是一種臨難不茍與臨危授命的精神”才可能在中國新式教育中凝集并浮現出來，而其積弱之病根才可能拔除。（唐小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老師）

　　即使如嗜讀書如命的1930年代清華歷史系學生何炳棣，也在暮年時常感慨大學時代清華園塑造的強壯之體格，感激于其時體育風氣之熏染：“七七事變之后長期損失常常運動的機會，以至在海外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也始終未能重新燃起鍛煉身體的意志；終生膂力再也無奈超過20歲時的高峰，切實令我不勝感嘆。可是，中年自稱‘蒲柳先衰’的楊聯?學長永不能無私曾經是‘斗牛壯士’。1938年秋北平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日文秘書、燕京歷史學會會員蕭正誼先生和我初見之后，對清華七級陳某（陳岱孫先生的堂弟）表現驚奇：‘我認為何炳棣是江南文弱書生，沒料到他是關西六尺大漢。”

起源：東方早報 2011 *** 03 *** 24

　　清華國學研討院的振興，讓民國清華的人文精神從新進入眾人的視線，本來清華并非僅僅是工程師的搖籃，換言之，清華的破校主旨從一開端就在躲避其造就的學生，淪為韋伯所言的“專家不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之地步，相反，從聳立在清華園內陳寅恪所撰寫的王國維的留念碑詞中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枷鎖。真諦因得以發(fā)揮，思惟而不自由，毋寧逝世耳”等文句，咱們赫然可感知到那種晉升人心、振拔士林的浩然之氣。至少在先秦時代，有游俠之風氣的士人，并非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書生，而是被尚武精神灌注的風骨結實之群體。如雷海宗所言：其時“當兵絕非如后代所謂下流事，而是社會上層階層的聲譽職務。布衣只有少數人有參軍的機會，對嫡人的大多數，當兵是一個求之不得的無上權力。在這種風尚之下，所有的人，尤其是正人，都鍛煉出一種堅毅不屈、大方悲壯、光明正大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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