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史學研究新方法、新實踐層出不窮，我們不僅需要把疑古和證古兩種方法的優點發揮出來，還需要普遍接收其余理論和方法的長處。對清華簡收拾與研究來說，保持的就是從基礎做起，不破門戶。詳細來說：

　　清華簡是難得的先秦出土文獻，內容十分豐盛，對于古史再建意義重大。出土文獻第一次重大發現是在西漢武帝時代，但新出的古文經與今文分歧，逐步演變為今文、古文兩個學派，各立門戶，終極導致出土文獻的散亡。出土文獻第二次重大發現是西晉的汲冢書，固然當時也有學者予以整理，但由于其內容與當時的知識系統不相容、整理難度大，被斥為“雜碎怪妄不可訓”，也散佚了。現今人們對出土文獻的認識與從前完整不同，從學界到國度都無比器重。但要充分發揮這些出土文獻的價值，就必需祛除門戶之見。

摒除門戶之見的清華簡研究

　　對于先秦古史研討的方式與前途，良多學者都做了踴躍摸索。重要問題是缺乏史料，假如說咱們有五千年的歷史，先秦不僅是我們文化的源頭，而且從時光上說占到二分之一，但傳下來的文獻切實寥寥無多少。其次是現存史料的實在性受到質疑。司馬遷構建了一個古史系統，史料從哪里來？真實性如何？現存的先秦古書不足以讓我們充足懂得這個體系的牢靠性。

起源：中國社會迷信報 2014 *** 3 *** 26 李守奎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名目“清華簡《系年》與古史新探”首席專家、清華大學教學）

　　再如，《系年》可以彌補大批的常識空缺。清代學者可以證明《說命》不是漢代人所見的古文，但不曉得漢代古文《說命》是什么樣子，清華簡讓我們看到了真相，見到了先秦古文《尚書》的原貌。

　　一是要準確意識出土文獻的價值，充分施展出土文獻的作用。《系年》是有明白寫作目標和奇特敘事體例的史書，是先秦古書的真實原貌，前所未見。事實與門戶無關，單從這一點來說就意思重大。這些新證不管是證明仍是證偽都是直接的，能夠轉變常識。例如，關于西周末年的“共和”，很長時間我們都信任司馬遷所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系年》再一次證實 《竹書紀年》共和即共伯和的真實性。共跟是人名，不是軌制，因而常識須要改寫。

　　三是要敢于接收批評和修改過錯。學術在一直提高，每一項成果都是階段性的，都可能被新證據或新思路顛覆。門戶之爭，之所以爭，就是自認為是，乃至明知錯了也要百般袒護。清華簡整頓團隊真摯歡送各種學術批評，以便更全面、更精確地瀕臨歷史本相。

　　與上述兩個問題絕對應，近代發生了兩個最有影響力的研究方法：一個是對傳世文獻的清算——疑古辨偽；一個是利用新發現材料和傳世文獻相聯合——古史新證。疑古與證古，其學術淵源都非常長遠，結果也許多。疑古辨偽指出了古史、古書構成過程的龐雜性，演繹出有名的“層累”說。弊病是確立的尺度未必正確，把疑點放大，有些結論與事實相悖。證古重要是指用新材料進行祛疑、刊謬和補缺。二重證據法只能在有了新材料的情形下有所作為，而新材料可遇不可求。如果不一個大的目標和方向，輕易導致 “史料學派的盲目和瑣碎”之類的批駁。所幸的是我們當初發現的材料越來越多、越來越主要，已經逐漸具備了重建古史的前提。

　　從邏輯上說，疑古是為了證古。怎么證古？把傳世文獻中的假貨色去掉就可以證古了，但如果得出的論斷有悖事實，不僅不能證古，而且可能導致民族文明的虛無。從建設性來說，新資料的作用更為直接。新材料從哪里來？出土文獻。單從歷史學角度看，這兩種方法都是在解決先秦史料問題的基本上重建古史系統，目的是一致的。差別是應用的材料不同，方法也就不同。任何一種辦法都有利有弊，都不可能是萬能的。

　　二是要充散發揮各種研究方法的長處。有容乃大，誰可能兼采眾長，有所發明和翻新，誰就領有更遼闊的將來。為此，一方面，在研究目標上，應以建設為主，不能只盯著偽—&mdash,清華研修班;疑古辨偽只是研究進程中的一個階段，要盡力發掘出“偽”后面的真實來。另一方面，對于出土文獻記錄的古史也不能全體當事實。清華簡關于夏商的歷史傳說，多離奇異誕，書是地隧道道的先秦古書，但事實未必都是史實，需要審慎甄別，層層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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